对“中国特色和谐社会理论”的初步思考 (1)

    |     2009年5月19日   |   叔同书院, 研究成果   |     评论已关闭   |    1896

《中国社会科学学报》,2009年第3期(2009年4月总第61期),1-6。(获优秀论文一等奖)。
对“中国特色和谐社会理论”的初步思考
崔维成,康伯霖
中国船舶科学研究中心,无锡市116信箱,214082

内容提要:
中国政府在国内提出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以及在国际上提出的建设和谐世界的设想,得到了世界范围内的高度瞩目和关注。这一设想很好,但我们感觉对于如何来建设和谐社会等问题,目前还没有一个符合科学要素要求的自成体系的完整理论。本文拟就这一问题进行一些初步的探讨。我们认为,《中国特色和谐社会理论》至少应包含如下三个层面:(1)基于东西方哲学的和谐社会哲学理论;(2)基于科学发展观的宏观决策理论;(3)基于和谐社会哲学理论的个人行为规范。对于每一部分的理论应该如何建立,我们提出了一些初步的设想,期望得到专家学者们的批评指正。
关键词:中国特色,和谐社会、哲学理论、佛教哲学、科学发展观、多学科设计优化、身心合一、行为规范。
1 引言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在中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设想,胡锦涛同志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归纳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党的十七大修改通过的党章已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纳入了总纲。胡锦涛、温家宝同志也在多个国际场合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念进一步扩展,提倡建立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1-3]。中国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设想以及和谐世界的理念,已经引起了世界范围内的高度兴趣。但什么是和谐社会,如何来构建和谐社会等问题引起了理论界的高度重视。有关构建和谐社会的研究文章很多,观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青连斌同志曾对理论界的研究热点问题作过归纳[4]。但我们认为,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符合科学要素要求的自成体系的完整理论。为此,我们亦曾对这一理论问题做过一些初步的探讨[5-12],本文拟就这一问题进行更深入一些的思考。我们认为,“中国特色和谐社会理论”至少应包含如下三个层面:(1)基于东西方哲学的和谐社会哲学理论;(2)基于科学发展观的宏观决策理论;(3)基于和谐社会哲学理论的个人行为规范。对于每一部分的理论应该如何建立,我们提出了一些初步的设想,期望得到专家学者们的批评指正。
2 和谐社会建设需要理论指导
和谐,指事物发展处于协调、均衡、有序的状态。和谐社会,指社会各要素处于相互依存、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状态。和谐社会作为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和价值追求,是一种信仰,是一种理论,是一种文化,是一种实践。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明,不同的历史阶段,对和谐社会有着不同的诠释 [13-15]。

中华民族的和谐思想源远流长[16]。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722年~前221年),中华和谐思想已由原来的蒙沌状态逐步演变为自觉的意识,并形成了儒家和道家等流派,而尤以儒道两家为最。儒道两家都强调中和观念,但儒家重在人和,即人与人之间的和谐;道家立足天和,即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两者互相补充。汉代董仲舒从天人感应立场出发,进一步发挥了儒家的中庸思想,而魏晋时期阮籍、稽康等人又发展了道家的精神,创立了玄学,实际上就是将道家和儒家相结合,其所说的“名教本于自然”,就是道与儒的合一。

西汉末年佛学进入中国,经过数百年的发展演变,到隋唐时期实现了中国化,将儒、佛、道三家思想揉合在一起,是和谐思想的又一种体现。及至十七世纪之后,又先后出现过“情景实一论”、“境界说”、“务使天下公享、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人人相亲,人人平等,天下为公”等等和谐思想的不同表述。

现在中国政府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于我们对于和谐社会的哲学基础和根本目标有了新的认识。长期以来,我们多注重人自身、人与人以及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近年来,对调整和改善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要性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和谐社会实质上就是几大和谐关系的统一与人的全面发展[13-15]。

人的全面发展首先取决于人自身的和谐关系。人自身的和谐就是克己爱物,将欲望限制在有限和合理的范围内,用有限的生命去追求更高的精神享受;人的全面发展还取决于人与人的和谐关系。人与人的和谐是人自身和谐的外化,只有在集体和社会中才能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还取决于人与社会的和谐关系。个人向往自由、要求权益自主,社会需要秩序、要求权利规范。两种需求能否协调一致,能否归于和谐,是现代社会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人的全面发展最终取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整个自然界是一个巨大的生态系统,人类社会是个子系统。人与自然的关系,实际上就是母子系统间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必然决定性地影响着人自身、人与人、人与社会所组成的人类社会这些子系统 [13-15]。正如胡锦涛同志所指出的那样:“大量事实表明,人与自然的关系,往往会影响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如果生态环境受到严重破坏、人们的生活环境恶化,如果资源能源供应紧张、经济发展与资源能源矛盾尖锐,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是难以实现的。”

因此,和谐社会本质上就是要实现三个层面的和谐:人自身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每个层面的和谐就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需要社会中的每一个人共同努力。为了让大家能统一思想,沿同一方向步调一致地行动,我们就需要有一个和谐社会的理论作为大家学习和信仰的基础。但目前在中国乃至世界,被大家公认的和谐社会理论还没有产生。因此,尽管我们的政府提出了很好的发展目标,大家也在努力往这个目标迈进,但行动不是很统一,其效果有待提高,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很多不利于社会和谐的问题。
3 中国特色和谐社会理论应该包含的内容

我们的党和政府明确提出了建设和谐社会作为我们国家的长远奋斗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必须要有一个符合科学要素要求的自成体系的完整理论作为指导思想,这样才能统一大家的思想,才能坚定理想信念,也才能统一大家的行动。
尽管公认的“科学”的定义还没有,但是相对而言,大家比较公认的“科学”必须具有如下一些特点:
(1)针对一个明确的研究对象,提出所需要解决的问题;
(2)采用一定的基本假设,基于理性的逻辑推理方式来构建理论;
(3)应用该理论可以比较圆满地解释本学科内的各种问题,具有相对的完整性,即自成体系;
(4)解释结果在一定的时间范围内经得起客观试验或实践的检验;
(5)科学没有终点,只能逐渐接近真理,不能自称就是真理。号称绝对真理的是宗教而非科学。

对照这样的要求,我们认为,目前我国的和谐社会理论应该说还没有建构起来。

能作为一个国家或社会指导思想的理论本质上是一门哲学。但是,作为一个完整的和谐社会理论,光有哲学思想还不行,还应该有如何进行科学决策的理论以及指导每个人如何进行实践的理论。

首先是关于和谐社会理论的名称应该怎么起?我们认为,在我们的和谐社会理论中强调中国特色是必要的。一是体现实事求是的原则,这套理论是中国人民经过长期曲折的实践建立起来的,而且确实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二是避免让人误解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适理论,对别的国家只起参考作用;三是能体现我国人民的理论首创。尽管我们不把它宣称为普适理论,但我们所倡导的和谐社会哲学理论将是建设和谐世界的重要的哲学理论。

其次,是否需要特别强调社会主义的问题。我们认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所走过的两条不同道路,各有优缺点,区分两者是一个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西方哲学往往认为意识形态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而东方哲学主张走中道,并不认为意识形态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更多的是主张包容别人的不同认识。我们三十年改革开放的实践也表明,只有吸收人类文明的所有长处,才能最大程度地发展自己。因此,我门认为特别强调社会主义并没有太大的积极意义,特别对推动和谐社会和和谐世界的目标可能是有害的。任何好的政治理论和社会制度都要消化吸收。不要因为意识形态与别国或别的政党发生对立和冲突。不同文化、不同制度之间也开展对话交流,相互取长补短,促进共同发展和提高。

因此,我们认为,为了推进我国的和谐社会建设,理论界必须作出共同的努力,尽快提出一套相对完整的符合科学要素的“中国特色和谐社会理论”。“中国特色和谐社会理论”至少应包含如下三个层面:

 基于东西方哲学的和谐社会哲学理论;
 基于科学发展观的宏观决策理论;
 基于和谐社会哲学理论的个人行为规范准则。

有了这样一套相对完整并可以具体操作的理论来指导全国人民的思想和行动,必将对和谐社会建设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一旦有了我们自己的理论,在国际上努力推行和谐世界的理念也有了理论支持,被人理解和接受的可能性大为提高。另一方面,向世界宣传我们建设和谐社会和和谐世界的理论也是我们建设中国特色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整个地球人类是一个整体,没有哪一个国家能离开其外部环境而能独立生存。如果世界和谐,中国的和谐社会建设就会顺利;如果世界不安宁,中国的和谐社会建设也会受到影响。因此,让我们的理念被更多的国际人士理解是我们自己和谐社会建设的需要,而如果国际上更多的人士因为吸收了我们的理念而使整个世界变得更加和谐,则是我们中华民族对世界和平的贡献。
4 中国特色和谐社会理论的基本哲学思想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当前推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哲学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这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在各个历史阶段所遵循及发展的指导思想。不同的思想家和领导者由于所处的年代和环境不同,其哲学思想也会有所不同,有所发展,我们的理论工作者需要学习这些思想家、哲学家的哲学思维方式,针对当前需要建设和谐社会的发展目标,以及当前所面临的形势和所要解决的问题,来构建一套能自成体系的相对完整的哲学理论。只有这样才能统一大家的思想,坚定大家的理想信念,指导大家的行动,使全国人民齐心协力,全力推进中国特色和谐社会的事业。

“我们生活的这个星球上,有60多亿人口,200多个国家,2500多个民族,6000多种语言,有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佛教和道教等多种宗教。正是这些不同文明的相互依存、相互交流、相互借鉴、相映生辉,才构成今天这个丰富多彩的世界。中国自古就有以和为贵、和而不同、和实生物的思想。‘以和为贵’就是说国家之间、民族之间、人与人之间要以团结互助、友好相处为最高境界;‘和而不同’就是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既能容纳不同的文明存在,又能保留自己的优秀文明传统;‘和实生物’就是说只有不同文明之间相互吸收借鉴,才能文物化新,推进文明的进步。‘和’是中国文化传统的基本精神,也是中华民族不懈追求的理想境界”[3]。因此,我们在构建中国特色的和谐社会哲学理论时,要充分吸收人类文明的成果,包括东、西方优秀的哲学思想。“中华文明发展的基础和内在动力,在于它的刚健自强,在于它的独立意志,在于它的开放包容,在于它的维新变革。中华文明正是通过不断变革而传承下来并发扬光大的”[3]。

不同的理论产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彼此之间有一定的差异。面对21世纪的中国国情,哪些是适用的,哪些已不适用,需要我们理论界能给出比较清晰的界定,只有这样才能使理论更具有实际的指导意义。

从哲学角度来说,大体上可以分为两大阵营:东方哲学(儒、道、佛)和西方哲学(唯物论、唯心论、机械论、形而上学等)。辩证法最早成熟于东方哲学,后被黑格尔吸收到西方哲学之中,并影响了马克思。将东西方哲学作详细比较是一个巨大的工程。但简而言之,西方哲学侧重于从局部到总体的思维方法,对局部研究得很深,但对总体主要靠推论,往往并不确切。而东方哲学侧重于掌握宏观规律,再用宏观规律去解决局部问题。对于如何解决局部问题往往讲得不透,要靠个人的领悟。东西方哲学两者之间的差别就象中医和西医的差别。东方哲学中个人如何才能掌握宏观规律在儒学、道学中讲得较少,在佛学中讲得多一些。从哲学思维的方法上来讲,还有一点差别是西方哲学易走极端,比较喜欢用意识形态划分派别,并认为不同派别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而东方哲学主张走中道,有时也用意识形态来划分学派,但并不认为不同派别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更多的是主张包容别人的不同认识。在处理天人关系方面,东西方在哲学思想上也有很大差别。西方主张“征服自然”,《天演论》所说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即由此而出。但是,天或大自然是能够报复的,能够惩罚你的。你“征服”得过了头,它就报复。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说过:“我们不能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世界各地都有例可证,比如砍伐森林、毁林造田,水土就会流失,气候就受影响,就会有沙漠化,就会洪水泛滥。而“天人合一”是中国数千年哲学史上的一个重要命题。“天人合一”就是人与大自然要合一,和平共处。这种人与大自然要和谐相处的思想,不仅是中国思想的特征,也是东方各国思想的特征。因此,对于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来说,东方哲学思想总体上应该优于西方哲学思想,我们应该逐渐回归。因此,我们认为,和谐社会哲学理论应该以东方哲学为本,同时吸收西方哲学中好的思想。

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划分的哲学基础源于西方某些派别的哲学,他们把哲学的基本问题定义为“物质和意识的关系问题”,通过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来作为划分阶级的基础。我们认为把两个阶级或两种社会制度对立起来,对推动和谐社会和和谐世界建设的目标可能是不利的。因此,在我们的和谐社会哲学理论构建过程中,不要有先入为主的成见,任何好的政治理论和社会制度都要消化吸收。不要因为意识形态的问题与别国或别的政党发生对立和冲突。不同文化、不同制度之间应该开展对话交流,相互取长补短,促进共同发展和提高。胡锦涛同志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的发言明确指出[1]:“存在差异,各种文明才能相互借鉴、共同提高;强求一律,只会导致人类文明失去动力、僵化衰落。各种文明有历史长短之分,无高低优劣之别。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的差异不应成为各国交流的障碍,更不应成为相互对抗的理由”。

东方哲学侧重于“人与世界的关系问题”,而不在物质和意识的关系问题上纠缠。我们非常赞同这样的观点[17]:“无论是哪个派别的哲学,一旦把物质和意识的关系问题作为哲学的基本问题,便标志着这个派别的哲学已步入严重的误区。因为在这样一个哲学体系中将‘人’置于了一种十分尴尬的境地。在物质和意识的对立中,究竟人是物质的还是意识的,成为一个不置可否的问题。如果说人是物质和意识的复合体,那么,在物质意识的关系中却没有人这一‘极’,说不清楚人与物质和意识之间是什么关系。或者说在这样一个哲学体系中,根本没有人的位置,形成一个人的空场”。人与世界的关系,显然不是那种严格的相互对等的关系。人总是以主动的行为影响着世界,以追求人与世界的和谐统一,使世界的存在状况更适合人的生存”。总的说来,人与世界的关系集中表现为人认识世界和人改造世界两个方面。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中国特色的和谐社会理论”应该以东方哲学为本,同时吸收西方哲学中好的思想。哲学理论构建必须遵循一般的原则,围绕需要实现的目标,提出一个或几个根本的公理或假设,作为这一哲学理论的基础。由于当前甚至非常遥远的未来的科学也不可能解释所有的现象,因此,无论是科学还是哲学的构建都需要建立在一定的假设基础上。这些根本性的假设在科学上我们通常把它称为“公理”。

我们认为,和谐社会哲学理论的最圆满公理应该是因果律,“有因必有果,有果必有因”,因为因果律能从根本上引导人们“离恶向善”。近代高僧印光大师曾反复强调,“因果之法,为救国救民之急务。必令人人皆知现在有如此因,将来即有如此果,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欲挽救世道人心,必须于此入手”[18]。在《印光法师文抄》的跋中,编者也有这样一段话:“三世因果律乃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法则。自古以来,经由儒佛圣贤世代的教化,善恶因果的理念深植于国人的内心,支撑着传统道德的大厦,成为升华生命求道证真的基石。然而随着时代更迭,人心浇漓,圣教渐衰。继由宋明理学对因果的破斥,二十世纪初欧风美雨的东渐,以及科技与物质高消费的浪潮,遂使现代人日益功利与‘现实’,三世因果之理或被时人遗忘漠视,或被人斥之以迷信而遭攻讦。致令善无以劝,恶无以惩,道德风气每况愈下。不信因果法则的个体,势必胡作非为,杀盗淫妄;由这些个体所构成的邦国,或几近一弱肉强食的动物园。天灾人祸亦接踵而至。呜呼,欲挽狂澜于既倒,醒良知于浊世,舍三世因果律而莫由”。当前的很多社会问题确实是因为人们不相信因果律而使问题恶化的。无论我做好事还是坏事,到死了都是一样的。如果一个人有这样的想法,那他做好事就没有动力,做坏事也没有顾忌。因此,从追求和谐社会的目标来说我们应该宣传因果律。因果律在佛学中有详细论述,因此,作者们认为,佛学在和谐社会建设中可以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8]。

完全的因果律必须要有“意识不灭定律”,尽管要证明它很困难,但同样的,要推翻它也一样不可能。因此,在我们还没有能力证明之前,不妨把它看作是一个假设。事实上,“物质不灭定律”也没有能够给出完全的证明,目前的科学能够把物质转化成能量,但还不能把能量还原回物质。

目前用于解释宏观物质世界的科学理论均是遵守因果律的,即对于任何一个复杂系统,在支撑和约束条件给定的情况下,一个输入(因)只能对应一个输出(果)。我们正是基于这一原理来建立数学模型并解释各种现象的。简单采用宏观世界的力学规律,人们发现不能解释微观世界的量子现象,玻尔为了解释微观世界的现象建议放弃因果律,爱因斯坦认为这样解释是不圆满的,由此导致了著名的爱因斯坦与玻尔的量子力学争论。我们认为,如果在“物质不灭定律”的基础上,再引入“意识不灭定律”,则完全可以在不违反因果律的前提下解释量子力学的现象[12]。如果说宏观物质世界遵守因果律而微观物质世界不需要遵守因果律,则必然要存在一个宏观与微观的清晰的界面,而这一点是不可能的。由此,也能说明玻尔对于量子力学现象的解释事实上是不圆满的。如果要解释生命世界的各种现象,则也必须采用“意识不灭定律”。当前生命科学的一个瓶颈也可以说是因为不相信因果律,现在国际上已有一些研究成果,从一个侧面证明“意识不灭定律”可能是成立的,有关内容可参见文献[19,20]。因此,随着现代科学的进步,有可能比较严密地证明,“因果律确实是宇宙世界的根本规律”。
5 符合科学发展观的决策理论
要建设和谐社会不是光有哲学理论就可以的,还得要全体人民的理解和参与才能实现。对社会影响最大的是那些具有资源支配权的决策者。如果一个决策失误,则可能对一个单位、一个地区、一个国家乃至全世界的人均有重大的影响。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美国前总统布什所采取的对待恐怖主义的方式,它消耗了美国及其盟国大量的人力和物力,但不但没有减少全球的恐怖主义的压力,相反,更加加剧了世界的动荡。

如何才能保证决策者所做出的决策是符合科学的,是有利于和谐社会建设的,这就必须要有科学的决策方法,这就是科学发展观所应该回答的问题。当前,我们的党和政府号召大家深入学习和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我们认为,科学发展观理论是建设和谐社会必不可少的宏观思想,但还需要有可具体操作的方法。

我们认为符合科学发展观的决策方法可以基于多学科设计优化的思想和方法[5-7]。这是因为构建和谐社会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问题[21],近年来在国际上发展起来的多学科设计优化(Multidisciplinary Design Optimization, MDO)理论是专门用于解决大型复杂工程系统优化设计的有效方法,故我们提出了可以应用MDO理论来加以解决的设想,我们认为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落实科学发展观。

符合科学发展观的决策必须要首先保证决策的科学性,它要求决策过程必须满足以下几个要求:
(1)能充分掌握与决策问题相关的各种信息;
(2)在给定的信息条件下有一套可操作的决策方法;
(3)决策的结果基本上与决策者无关;
(4)决策结果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我们发表了数篇论文来阐述这一设想[5-7],归纳起来,应用MDO进行决策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有:

(1)目标函数的确定
首先是目标函数怎么确定。一般是先根据需求初步定下目标,然后要对目标进行分析和再处理,比如船舶的经济性目标,这个目标就有多种取法,可以取第一艘船的建造成本、可以取批量生产后的建造成本、也可以取船的服役期总成本等,有的目标是不能开始就明确给出的,也就是模糊的目标,比如船舶概念设计的军事效益,该目标是模糊的,如何将此类目标定量化?这时就需要采用特殊的方法如Delphi法、层次分析法(Analytical Hierarchy Process, AHP)等将定性的目标函数定量化,最终设定出目标。

(2)设计变量的选取
其次是设计变量的选取。一般都是根据所研究的问题将有关的输入变量都列出来,根据规范或者各子学科的专家的分析,初步确定出设计变量,这些设计变量的个数要求不能太多,因为设计变量的个数就是设计空间的维数,维数增加时,计算量将成几何级数的增长。所以应该尽量把设计变量筛选,将不需要的变量剔除。此外,设计变量的类型也是重要的,有些优化求解方法只能用于设计变量为实形(real)的优化问题的求解,船舶设计变量中有时包含着实形、整形和离散形的变量,这时可用的优化求解方法将是很有限的。

(3)约束条件的确定
最后是约束条件的确定。明确的约束是容易建立的,不明确的约束和不明确的目标函数一样需要用定量化的方法来建立,比如船舶设计中的风险评估。风险一般不作为目标,因为风险并不是越小越好,只要风险在可以容许的范围内就可以了。因为一味追求低风险会带来性能的降低和成本的增加,所以把风险当作约束,而这时就会遇到“风险大小”的定量化的问题,这就需要采用特殊的办法如专家经验或者AHP法等来进行分析和定量划分风险的高低。社会问题的约束条件还包括对环境的影响、社会伦理道德和法律的要求等。

(4) 目标函数和约束条件的定量化描述
如何进行定量化描述是社会科学的一个难点,在工程学上也存在但已经解决得较好,有很多方法可以采用。最简单的就是专家判断,然后取平均。

综上所述,科学发展观的决策本质上是一个多学科设计优化的问题,我们只是提出了应用多学科设计优化理论的思想。真正要应用MDO理论进行决策还需要解决很多数学建模上的技术问题。我们很愿意与有兴趣的同志开展合作,共同研究,让这一思想和方法尽早投入应用。
6 基于和谐社会哲学理论的个人行为规范
当前,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高,绝大部分人已经解决了温饱问题,但精神生活并没有得到同步的提高,导致一部分人对于物质财富追求的欲望无限膨胀,社会两极分化加剧。造成这一结果的一个原因就是没有统一明确的哲学理论作为信仰。由于没有坚定的信仰,很多人处于一种“身心分离”的状态,“心中所想与嘴上所说不一致” “嘴上所说与实际所行又不一致”,这样,身心处于高度的紧张与戒备之中,“对不同的人要说不同的话”,“不同的场合要作不同的表演”,因此,物质生活的改善没有提高人们的“幸福感”,相反,在有些发达地区,人们的幸福感反而下降了。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必须给人们提供一套符合科学的和谐社会哲学理论,让每一个人发自内心的相信,并且真正按照这一哲学理论来行事。

尽管理论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还是以身示范。我们认为,当前社会不和谐的各种问题,其另一个根源还在于说理论的人没有身体力行,致使人们对于理论的信仰处于一种“阳奉阴违”的状态。父母对教育子女的理论不身体力行,老师对教育学生的理论不身体力行,干部对教育员工的理论不身体力行,党员对教育群众的理论不身体力行,立法执法者自己不守法,甚至出家人对于教育在家信徒的宗教理论也不严格身体力行。 “身体力行”才是真正的教育。

对于普通民众来说,只有哲学理论还不行,还必须细化到个人的行为道德规范。当前我国人民的行为道德规范就是胡锦涛同志提出的“八荣八耻”: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己为耻;以诚实守信为、以见利忘义为耻;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

然而,仅仅提到这样的层面还不足于人们遵照执行,或遵照执行后所做出来的行动并不符合政府的期待。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什么是爱国主义。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理解和要求,不同的国家和民族有不同的理解和要求,对于当今时代的我国,到底什么行为是符合爱国的,什么行为是有损国家形象和利益的,必须加以具体化,这样才能给大家的行为以指导。再比如,关于什么是迷信的问题,从“文革”被搞乱以后就没有真正被纠正过。所谓迷信,它的本义是指盲目地信仰和崇拜,但经过“文革”运动,现在有很多人一听说某人信仰某宗教,就说该人是迷信,也包括对土生土长的儒教和道教的信仰。但对于支撑这些宗教的核心学说如儒学、道学和佛学到底是怎么回事,其实并不了解。因此,这种说法本身也是一种迷信。

个人行为道德规范问题,说到底是一个如何妥善处理人与人的关系的问题。自从人在地球上出现以后,便逐渐形成了一些群体,也就是一般所说的社会组织,如家庭、家族、社团、政党、国家等等,这些群体形形色色,组织形式也不同,组织原则也不同。人与人之间,有时候利益一致,有时候难免出现矛盾。举一个极小的例子,现在有车族多了,在路上行车,就不能有绝对的自由,必须受到红绿灯的约束,否则一辆车乱开,就必然会撞车,导致生命财产的损失。因此,必须要用个人行为道德规范来规范个人行为,要有相应的哲学理论来指导和制订个人行为道德规范。

基于和谐社会哲学理论的行为道德规范应该像佛教中的戒律那样被制订出来,而且对于不同职业的人的要求应该是不同的,对于具有资源支配权的人的要求就要比普通民众要高,权力越大,应该约束越多。由于这些行为道德规范与所信奉的哲学是一致的,它便为身心合一提供了理论基础。
7 结束语
中国政府在国内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思想,并把它作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在国际上提出了建设和谐世界的设想,也得到了世界范围内的高度瞩目。我们非常赞同这一思想,也愿意为此奋斗终身!

尽管这一设想很好,但什么是和谐社会?当前社会不和谐的根源是什么?如何来建设和谐社会等问题目前还没有一个符合科学要素要求的自成体系的完整理论。为此,我们对这一问题也进行了一些初步的探讨。我们认为,“中国特色和谐社会理论”至少应包含如下三个层面:(1)基于东西方哲学的和谐社会哲学理论;(2)基于科学发展观的宏观决策理论;(3)基于和谐社会哲学理论的个人行为规范。本文对于每一部分的理论应该如何建立提出了我们的初步思考,期望得到专家学者的批评指正。

致谢:本文初稿完成后,多位朋友提出了宝贵意见,他们是戚心源研究员,邓子美教授,王宏刚研究员,黄益券先生,在此谨向他们致以衷心的谢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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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李叔同,略述印光大师之盛德,第24页,李叔同集,北京:东方出版社,2008年8月,ISBN 978-7-5060-3077-9。
[19] 索达吉堪布著,佛教科学论,http://www.fosss.org/jcxs/fjkxl.htm.
[20] 慈诚罗珠堪布著,索达吉堪布译,前世今生论,智悲佛网制作,www.zhibeifw.Com
[21] 许博渊,构建和谐社会是一个系统工程,2006年05月11日,来源:新华网。
作者简介:
崔维成,男,1963年生,中国船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无锡市科协副主席,目前主要从事多学科优化设计理论在船舶与海洋结构物中的应用研究。联系信箱:wccui@sjtu.edu.cn
康伯霖,男,1938年生,北京大学毕业,中国船舶科学研究中心退休高级工程师,退休前曾先后从事流体力学研究、科技管理和研究生培养工作。现业余从事儒学、佛学对当代社会的作用研究。联系电话:0510-85555780。